“1964年11月15日18点整配资正规炒股理财,雷达屏幕上的亮点又出现了!”塔台值班员压低声音向指挥席报告。刘亚楼放下望远镜,只说了一个字:“打。”对于这位55岁的空军司令来说,那一刻不仅是军事动作,更是一句承诺——半年前周恩来交给他的硬指标“必须拿下一架”,今晚必须兑现。
硝烟味并非始于这天。追溯到1933年春,刚满二十出头的刘亚楼在闽赣边境第一次同周恩来面对面。当时中央苏区正处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胶着阶段,他带着伤痕来到临时指挥部,向周恩来直陈“南丰久攻不下,宜避其锋”。一句“值得重视”让他明白:这位总政委能听得进逆耳之言。从那以后,两人形成了某种默契——周恩来负责拍板,刘亚楼负责执行。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,国民党空军的B-17几乎天天来“探亲”。毛泽东点将,周恩来同意,刘亚楼临危受命筹建空军。“我不懂飞行,但我敢保证,把战争大学搬进机场。”他在第一批干部会上如此表态。苏联顾问团听完暗自称奇:这位校长连起飞速度都背不出,却能三小时敲定航校课程表。事实证明,方法比公式更重要,一年后沈阳一航校首批学员毕业,空军雏形初现。
五十年代末,台湾方面换上了美制U-2高空机,对大陆纵深实施侦照。U-2升限两万一千米,我方歼-6爬升不过一万八千米,常被戏称“够不着”。刘亚楼不服气,他把院校教员、试飞员、地导专家全部拉到南京小礼堂,连开三昼夜方案碰头会。最后拍板:空导并举,诱使敌机下降,再由歼击机补刀。1962年9月9日,江西大余上空的一团火球宣告第一次成功。周恩来听后在电话里连说“三个好”,可新的难题随之而来——美军开始派遣无人高速侦察机。
1964年10月13日,广东沿海出现一架无人飞机。空一师飞行员邹文如三次开火均未命中,油量见底仍不肯返航,险些与敌机同归于尽。“精神可嘉,但仗不是这样打的。”刘亚楼没有责备,却当场决定:空一、空三师拉出对抗,谁先想出可行战法,谁就先升一批干部。师团长们听懂了,这是司令在逼自己“动脑子”。
夜以继日的模拟终于换来方案——用双机换位战术,先由僚机推进引诱敌机自动规避,再由长机执行近距离炮击。11月15日拂晓,示警雷达刚捕捉到敌机,刘亚楼便要求作战部队“按方案一号”起飞。空一师飞行员毛显文、张伟国驾机爬升至一万七千五百米,第三次交叉掠过时,张伟国按下发射钮,机炮喷出火舌。200米外,目标破碎成片状金属——美制无人侦察机第一次折翼中国上空。
塔台里爆发出掌声,可刘亚楼只盯着耳机里的回报。“目标已毁,我机安全返场。”确认无误,他猛地拍向桌面:“总理的愿望,完成!”随后抓起加密电话,“报告中央军委——敌机被击落,残骸坠落雷州半岛北部,可组织回收。”几分钟后,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通电话,先问“飞机残骸能不能拿到?”又补一句“记得给技术部门留足材料。”短短两句话,把政治、外交与科研考虑得一清二楚。
击落事件震动了华盛顿与台北。美国国务院例行抗议,央视晚间新闻仅用寥寥数字回应:我国空军击落一架侵犯领空的无人侦察机,正在搜寻残骸。低调背后,是对实力的笃定。刘亚楼没去庆功,他把空军一师的作战纪录全数移交装备研究所,“让工程师们拆个够,弄清楚美国人下一步玩什么把戏。”半个月后,他出现在北京医院做例行体检,医生面色凝重,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。
病情被严格保密,连他本人也只知道“肝硬化需要静养”。可刘亚楼很清楚自己的底子,一拿到处方就调侃护士:“我用不着太贵的药,把钱省给航校学员。”周恩来得知后批示:“该用的药一分不能省。”4月下旬,总理专程飞沪探病。病房外下着雨,刘亚楼坚持到门口迎接,脚步虚浮却挺直后背。“亚楼,你的任务是治病。”周恩来扶他坐下,声音放得很轻。返程车上,总理对随员自语:“以后不来了,他太要强,再见面会更累。”
1965年5月7日凌晨,北京传来噩耗。刘亚楼走了,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空战不过半年。追悼会那天,周恩来戴着黑纱站在灵堂门口,他抬头看着天花板,好像要把泪水逼回眼眶。仪式结束,他对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说:“空军的担子还要再找人,可找不到第二个刘亚楼。”
这句话后来在空军圈子里流传甚广。有人说它是最高的评价,也有人说那更像一句沉重的预告——没有了这位敢拍板、敢实干的司令,中国空军将迎来漫长的接班磨合期。事实证明,调整确实用了几年时间;然而1964年那枚震撼世界的炮弹早已写下注脚:在技术与意志的叠加面前,再先进的侦察机也飞不出中国领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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